一直到入冬之前,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。
其一,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,有一片处置周到、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,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,因之罢官免职,乃至下狱问罪。
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,破坏力强大,每决口,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。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,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。官方统计,自大汉开国以来,在黄河中下游,发生的大小水灾,就达三十六次,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。
对于黄河水患,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,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,进行河道清淤疏浚,堤防加固。而负责水务的大臣,前后更派出去不少,包括王朴、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。近几年,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,四处巡视水文,筹谋治理方案。然而,总是治标不治本。
为水患问题,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,并发明诏集思广益,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。
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,说堵不如疏,当效仿大禹治水,开挖沟渠,变更河道,用以行洪泄洪。
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,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,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。
毕竟,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,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。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,觉得构思不错,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,却也不盲目。
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,黄河改道,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,轻易不可为。并且,这种事情,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,周密的准备,论证可行性之后,才好施行,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。
在此之前,对黄河的治理,还是只能老一套,清淤、固堤,再多植树木。然而,南道河床过高,堤岸也越筑高,几乎已是地上河,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。哪怕清道,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事实上,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,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、看图划线,瞎改乱改......
不过,有一点,是开宝年来,朝廷在推动的,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,河水北流,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“京杭运河”开凿出来的想法。
黄河的治理,非一时之功,甚至非一世之功,可以想见,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,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,还有得头疼了。
除了水患这种长期扰人的事情之外,便是太子刘旸成婚了,这可是朝廷的大事,涉及到国本的事情,岂能不重大,政治意义尤其突出。
相较于当初皇长子刘煦成亲,对太子婚礼的操办,显然要更加隆重,规格更不可相提并论,毕竟是储君成亲,迎娶太子妃。
婚礼都是在崇元殿上举行的,内外公卿大臣一齐相贺,为此还专门让翰林、学士及文才们,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,以作祝贺。
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地位上的差距,十分明显,刘皇帝也完全体现了他对刘旸的重视。太子的地位,愈加稳固了。
首先皇帝看重,其次宫内有皇后,宫外有符家、慕容家,这种陪着,几乎难以动摇。
另一方面,与太子结上亲,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卫国公慕容延钊之死而滑落的地位,重新巩固了。
婚后,刘旸仍旧以太子的身份呢听政于广政殿,但可以负责具体事务,一应军政诏制的审核工作,都由他主持,算是把门下的职能划给他了。
与此同时,刘晞、刘昉这两兄弟,也正式出任官职,刘晞到太仆寺任副职,刘昉到兵部,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务上打下手。
剩下两件大事,无外乎南北用兵事宜,北边大张旗鼓,南面则悄悄摸摸。
对定难军,朝廷准备多年,此番意志更是坚决,定要一举解决这个帝国内部的隐患,妨碍军政统一的最后一颗绊脚石。
事实上,从李彝殷病故的消息传开后,夏绥地区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。或许是,苟延残喘多年,锻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经,李光睿当时就有所预感。一种朝廷迫害李彝殷,使先公含恨而终的说法在定南军内部蔓延,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复仇的声音。
对于朝廷相召,进京扶棺治丧的诏令,李光睿自然不会乖乖地听令,其父殷鉴在前,他可不会上当,权当没听过。
同时,李光睿也是真正意识到了,此番不同往常,从朝廷透出的风,就明显不同寻常。当杨业远赴西北时,李光睿也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。
一时间,夏绥地区陷入了多年未有的紧张,人来人往,阴谋算计,层出不穷。有些手段,或许俗套,但往往管用,在蛊惑人心之上,李光睿还真有几分能耐,将定难军上下,成功地凝聚到一起,打出的口号也很明确,保卫夏州祖地。
在杨业抵达延州,汉军积极调动,直指夏州之时,定难军同样在努力调度,准备应对事宜。然而,两方之间,强弱形势,力量对比,可谓一目了然。
且如刘皇帝所预料的那般,大势压迫下,人人都心存疑虑,大汉这么多年,从来都是战无不胜,愿意跟着李光睿对抗朝廷的人,当真不多。
哪怕是定难军内部,团结是那些党项将领与土豪们的共识,但那只是为了应付来自朝廷的压力。然而当那种压力化为实质,变成军事行动之时,几乎所有人心中都要打个问号。
倘若同朝廷刀兵相见,结果或许难料,但甘州回鹘的下场,可是血淋淋的......
另一方面,朝廷这些年,对定难军与党项人的内部渗透太严重了,李光睿那些动作,从一开始,就是不断地传出来,最终汇聚到招讨使行营,上呈东京。
同时,夏绥四州内部,也有大量的官员将吏,秘密同大汉官府取得联系,其中有汉人,也有党项人。
如果对定难军内部,李光睿还能凝聚一部分人心,毕竟哪里都不缺死硬份子,在诸党项部落的联络、寻求支持上,结果让李光睿大失所望。
谈及同大汉朝廷为敌,大部分人都表示犹疑,而少部分人都明确表示拒绝。他们之中,不乏与大汉官方联系紧密,与汉民利益相关的人,还有人更在意后果。
与朝廷作对能有什么好处?几乎无法想象,能够看到的,只有恶果。部民死亡,邑落毁灭,牛羊马驼不复所有,所产食盐换不得粮布......
当然,这些情况,都是在多年的渗透中,由大汉官方主导,传递给党项部族的信号。因此,当的不到广大党项部民支持的时候,定难军也只是无根之萍。
到九月中旬的时候,李光睿便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
而在赴任西北后,杨业除了将行营设在延州后,便再没有大的动作。除了再度遣使到夏州,宣告朝廷诏书之外,就是整练调集来听用的诸军,同时准备辎重粮草,并不急于进兵。
此番行动,政治攻势显然在军事行动之前,王祐事情做得很漂亮,使者四出,纵横夏绥,在落实分化瓦解事务的效果上,更展示其灵活的手腕。
因此,到立冬以前,兵马辎重都已经整备完毕的情况下,眼见李光睿左支右绌,日陷窘境,杨业终于自延州发兵了。
相较于北边的大张旗鼓、磨刀霍霍,南征事务,则做得够隐秘,他想要个突袭之效。潘美亟于南征,但真正请得诏令之后,却一板一眼,不急不躁的,比之延州杨业还要稳重。
最终,枢密院从岭南岭北诸州调集了两万军队,加上征召蛮兵以及借调的平堑军,算上一定的随军民夫,总计调兵四万众,给潘美更足的底气。
南北并举,却又同时引而不发,都在寻觅战机。刘皇帝没给他们定硬指标,也给了二将更多的发挥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