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摇头。“钟松没有那么辣。”“那就拿葡萄酒？”
毛泽东想了想，又摇头：“这一次敌我主力都集中在这片狭小地区，我们又是侧敌侧水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。他沉吟一下。问：“有白兰地吗？”
“有。还是外国货呢。”…
“我看就是白兰地吧！”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，敲在被红箭头包围的蓝圈里，就像敲打钟松的脑瓜壳：看你有白兰地的水平吧。
我拿来白兰地，放在地图旁。酒瓶旁边放一盒烟一盒火柴。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两盏油灯，三很蜡烛。桌前摆一个帆布躺椅，屋角摆个绿搪磁壶，作使壶用。每次战役打响前。我都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。战役打响后，毛泽东便守在电话机旁，一边和前线联系，一边看地图。前线无大事，就看各战区来的电报，走到墙边或腌菜缸那里去查华东、华中、东北各战区的地图，回到桌旁便写电文。电话铃一响，放下笔又去抓听筒，一边通话一边又查桌上的陕北军事地图。脑子疲劳了，就呷一点白兰地刺激刺激。烟是一根接一根吸，茶水更是不断。泡过水的茶叶用手一抠便进了嘴，嚼一嚼咽下去。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三次水后才吃掉茶叶。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，喝完水就吃掉茶叶。就是说一杯水冲一包新茶。茶水喝得多，尿也多，走到屋角拿起那个绿搪磁壶就尿，尿完了我去倒。多了一天倒七八次。
沙家店战役打了3夭之夜，毛泽东3天2夜不出屋，不上床，不合眼。吸掉5包半烟，喝掉几十杯茶。没有大便，小便记不清次数，歼灭钟松的36师，俘敌6千余人。未了挥毫给彭德怀写下12个大亨：谁敢横刀立马，唯我彭大将军。放下笔晃了晃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：“唉，拿错酒了。”
毛泽东就是这样迎接挑战，指挥战斗的。
每当毛泽东迎接挑战时，我常想起湖南人的那句口头语——老子不怕邪！
前边讲过毛泽东在黄河边将烟头奋力掼于地下，愤然一声：“不过黄河！”然后，在刘戳7个旅追兵的枪口前，顺河堤大摇大摆走去。那故事其实没讲完。毛泽东朝白龙庙的山上走时。任粥时吩咐身边的刘参谋：“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！“毛泽东本已朝山上迈步，闻声回身，手中的柳木棍朝山脚草坡上一戳：“擦什么？就在这里竖块牌子，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。”同志们劝：“还是擦掉吧，敌人跟脚就会追来。”毛泽东厉声说：“怕什么？给我竖！我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！毛泽东上山，走到半山腰，山下响了几枪。毛泽东闻声立脚。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：“是敌人来了吗？”边说边找了块石头坐下，索性不走了：“好吧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刘戳是个什么鬼样子！”直到侦察员上来报告：“是对岸民兵打枪，误会搞清了。”毛泽东才立起身说：“没有事？没有事咱们再走！”·
你可以看出。毛泽东时刻摆着一副对着干，顶着上的架式。刘勘带着重兵追毛泽东追了一年，确实迫的毛释东恼火。一年后毛泽东制定了宜川战役，向彭德怀下冷时，彭德怀问：“刘戳这个龟儿子，主席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？”毛泽东说：“三国演义里讲，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。彭德怀说：“主席，我立军令状！”果然，彭德怀在宜川战役中击毙了刘勘。在我人民解放军中，彭德怀确实被老同志们誉为张飞张翼德。
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说毛泽东生性好斗。因为我看过一些外国人写的东西，他们就是这样说。我们中国有些人是喜欢学外国腔的。其实，这话不无道理，不无根据。只是同样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感情，说出话来语气就不同。叫我说毛泽东渴望挑战的这种性格，我就会借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一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。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，包括抗美援朝。和平时期怎么样呢？我看到有些挑战也是很有戏剧性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和英雄本色。
记得是1955年，毛泽东派我回农村探亲。他的警卫中队的成员是全国各地一个专区选一个，陆续派出不少人体探亲假，都是带了任务的，要求我们做农村社会调查，要求讲实话。
休假回来，我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。他听过之后，表扬我几句。然后吩咐：“这两个月有什么事，不要叫人再找我了。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，不会客。”
那段时间，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叠一叠的，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，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。他整天呆在屋里，夜里写，白天上午也写，下午偶尔睡几小时，起来又于。一连十几天他没同我说话，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。他身体的疲劳与精神上的兴奋是一样的显而易见。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总是这样一种表现。
暑天到了，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。我向毛泽东报告，毛泽东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到海边去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，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。”他在讲这些话时，两眼闪闪发光，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，，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，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。美妙无比的世界，他在向那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。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。我这样说你理解吗？
良久，毛泽东仿佛刚从美妙的逻想中醒过来，指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说：“你给我带上这些材料，不要搞乱。”
毛泽东有两个一米见方的书籍，叫现在的年轻人看只能做包装箱。但这是毛泽东的书箱，出门必带。里面装的通常全是书，这次装的全是材料和他写的纸稿。我将材料仔细定好顺序，用纸条分隔标明，小心翼翼装箱。到北戴河后，又照原秩序原位置原格式恢复在他的办公桌上。那材料都是各省各地区送来的有关合作化的报告。现在看来，其中不乏头脑发热弄虚作假的“杰作”。当时我可没看出来，毛泽东大概也没有发现。
我们住在浴场一号，是掩映在一片小叶杨树林中的一栋小平房。毛泽东住东屋。毛泽东喜欢住东边的房间，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是这样，外出也是这样。他除了游泳便是整天坐下来写，除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三人外．其余人一概不见。
我发现一个规律：毛泽东越是心潮澎湃，越是挥笔如飞，昼夜不停。当他的冲动再也无法从笔下宣泄出时，便突然起身，投笔奔向大海，到浪涛里去搏击。可是，起台风了。驱散了暑气也卷走了光明。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疾驰奔跑；狂风呼号，大海咆哮，雷电交加．暴雨颠狂！整个世界变成一曲激昂。热烈。疯狂、恐怖的音乐。这种音乐对毛泽东无疑是有影响的。他仍在写。并不朝窗外望，可是他越写越快，胸膛也在微微起伏。蓦地，那惊人之举发生了。
毛泽东突然将笔掼在桌上，奋然起身：“银桥，我们游泳去。”
“啊？”我叫出了声，不啻遭了落地雷。“游，游泳？这，这天气游，游泳？”我梦吃一般喃喃。
“这天气不是正好游泳吗？”毛泽东居然微微一笑，嘴角朝下撇去，下额儿两侧便起来两道我所熟悉的藐视一切的纹络，“又不是小脚女人，还怕吹倒了不成？”
“不成，绝对不成！我梦醒一般叫起来，几步抢到他面前，挡住去路。小脚女人，他怎么会想到小脚女人？“我决不许你去！”
我是有这个权力和本事的，这是组织上给的。建国后、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“丧失了行动自由”。没有警卫部门批准，他就出不了中南海，出不了家门。我调来卫士，在毛泽东面前横起一道长城，无论他怎样焦躁怎么发脾气，这道长城也不会为他开门。这种时刻我不能听毛泽东的话，只能听罗瑞卿的话。罗瑞卿向我们下令：“一天24小时，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，要看紧，要不借一切代价拦住他，保护他，决不许他下海！”
毛泽东精力超人，二三天、四五天不睡觉是家常便饭，我们过去是四班倒，现在怕一个人拦不住，只好都陪他。这下子可累惨了！何况，他每次冲动起来都会和我们卫士对峙一番，较量一番。我们怕他“寻机溜走”，眼也不敢眨一下啊！
台风终于过去，云散日出。可我们却更紧张了。因为海面上的风至少还有7级，大海翻腾的波涛仍是直达天穹；因为毛泽东见到阳光会更坚持游泳，更不好阻拦。
果然，上午10点钟，毛泽东又提出去游泳。我们早有准备，立刻横起“长城”并且由保健医生徐涛陈述不能游的理由。他是知识分子，比我们词儿多。他讲了三条不能游的理由。千不该万不该讲那个第三条理由。他说：“第三。一场大风雨，冲上来很多很多贝壳，海滩不平，会扎脚绊脚。李维汉就是绊了一跤，摔断了腿。那还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呢……”
“哪个？”毛泽东一下子睁大了眼，目光咄咄逼人，“李维汉摔断了腿我就要摔断腿吗？你这么说，我今天是非游不可！”
毛泽东愤然起身，我们慌忙横到他面前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下去！便照直走过来，好像他面前是一片无遮无拦的旷野，好像是有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，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。我们在他的目光下紧张了，害怕了，好像过来的是一列带着灌耳呼啸的特别列车，而我们简直成了几只螳螂。我们步步后退，终于在门口闪到两边，以免被“辗成粉碎”。
事已至此，别无选择。我立刻命令卫士们作好一切准备，带了浴衣、毛巾、救生圈和白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