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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昨天满的。”

    “昨天满的,”徐桐越发声色俱厉,“何以不回京销假?”

    有个编修叫严修,字范荪,天津人,是徐桐会试的门生,忍不住开口:“老师,黄慎之已经回京了。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,说是‘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’,不由分说,架着就走,至今下落不明。请老师作主。”

    徐桐愣了一下,方始明白,黄思永好谈洋务,为义和团当作“二毛子”,架到庄王府,神前焚表,吉凶难卜。心想:“这是他自作自受,何能为他作主?”

    于是想了一下,用训饬的语气答道:“既知到庄王府,怎么又说下落不明?你少管闲事!”

    “老师!这个闲事,你老可不能不管!也是你老的门生,奉命出差,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,狼狈不堪。”严修抗声说道:“这样下去,不待外敌,先自倾其国了。”

    “是何言欤!”徐桐勃然变色,“你倒是说的谁?”

    “骆公骕.”

    此人亦是一位状元,名叫骆成骧,四川资州人。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,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。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,应该是探花,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:“君忧臣辱;君辱臣死”,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,皇帝感时抚事,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,特地亲手拔置第一,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。

    这年庚子,子午卯酉,大比之年,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。乡试主考,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,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,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,见启秀辞行时,启秀告诉他说:“等你回京复命时,京里就没有洋人了。”那知洋人犹在,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。

    听严修说罢经过,徐桐将脸一沉,“范荪,”他摆出教训的神色:“读书明理,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。义民忠勇奋发,向不贪财,否则会遭神谴,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!”

    严修还想争,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:“算了,算了!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,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‘莠民’手里了!”

    “莠民”是假意避忌的说法,其实也是义和团。被杀的刘葆真,名叫刘可毅,江苏常州人,光绪十八年的会元。此人精研麻衣相法,自道额有恶纹,恐有横死之厄,而偏偏会试揭晓,玻璃厂卖“红录”,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“刘可杀”。

    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,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,冲得一干二净,而且忧心忡忡,寝食难安。等殿试已过,点了翰林,心里便在想,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,只有科场舞弊,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,纵非有心,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。因此,每逢点考官,他人唯恐不得,独独刘可毅相反。本来,想派充考官难,不想当考官很容易,翰林点考官,须先经过一次考试,名为“考差”,如果不应考差,根本就不会点考官。可是,穷翰林举债,都以“得了考差还”作为保证,如果根本不应考差,债主问一句:“拿什么来还?”便无词以对。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,只是下笔草草,不望取录。从入翰林以来,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。

    到了五月里,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,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,找个借口,请假回籍,想躲过这场劫难。那知冤家路狭,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。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,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,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,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,一时多事,告诉了居停,厨子被逐,因而结怨。不想十年以后,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,一见刘可毅,自然不肯放过,劫持以去,下落不明。又有一说,是遇害了,“可杀”竟成恶谶。

    听得刘可毅故事,清秘堂中,惨然不欢,徐桐却板起脸来说:“这是咎由自取!夷人欺凌,神人共愤,不赴君父之难,只想独善其身,真是枉读了圣贤书!”

    “不过,老师,”曹福元说:“‘莠民’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,也该严办才是!”

    “那当然要严办,我要面奏皇太后,请再降严旨。不过,‘福者祸所倚,祸者福所倚’,祸福无门,唯人自召,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,不投机,不取巧,虽在危城,亦必蒙神佑。”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:“勉之哉,勉之哉!”接着,便起身走了。

    出了镶黄旗官学,轿子抬往西华门,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,盘查甚严。徐桐是赏了“朝马”的,通行无阻,轿子横越禁城,直到宁寿宫前,“递牌子”要见慈禧太后。

    ※※※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,谈的虽是战局,但由近及远,北起关外,南到江浙,亦等于综观全局。

    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,“董福祥要大炮,我看,”慈禧太后说:“似乎不能不给他了!”

    “不是奴才不给,有一层不能不顾虑。”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,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:“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,居高临下,打出去才管用,不过由南往北,大炮不长眼睛,怕打了堂子,怎么得了?”

    一听这话,慈禧太后悚然而惊。“堂子”对汉人而言,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,就是旗人,除非是天潢贵胄,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,亦无由得窥其究竟。因为如此,便有些离奇的传说,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。

    明朝万历年间,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,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,外家有难,理当援救。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,以副总兵的官衔,领水师从陈璘东征,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。年逾七十的老将,身先士卒,锐不可当,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。

    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,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,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,解送到邓子龙那里,一见投缘,私下放他出境。为了报答这番大恩,特为设祭。所以京城里的人,提起堂子,都叫它“邓将军庙”。

    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,残而为神,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。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,危急万分,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,结果竟得脱险,因而在辽阳立庙,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,如或怠慢误时,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。

    这此说法,真相如何,已无可究诘,不过,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,祭事之郑重,过于南郊祭天。犹如后妃不入太庙,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,只是一提起堂子,便有懔惧之感。

    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,如今在用兵之时,倘或堂子被毁,神失凭依,更何能庇佑三军?

    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:“算了,算了!那可动不得!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荣禄答说:“堂子就在御河桥东,靠近翰林院,甘军烧翰林院,没有波及堂子,真是祖宗有灵。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,奴才是管大炮的,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。”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:“我可就不明白了!”她说,“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,难道真的攻不下来?”

    荣禄不答,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。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:“洋人是‘困兽犹斗’,甘军呢,是‘投鼠忌器’,就譬如堂子要保护,打仗就是一个牵制。皇太后、皇上圣明,就把使馆拿下来,也是胜之不武!各国传说开去,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!”

    “要怎么样才有面子?”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:“别说洋人,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。

    不过,也难怪,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,怎么能教人看得起。“

    “回皇太后的话,南边各省……。”

    “你别替他们说话了!”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:“你看,三令五申,催各省调兵解饷,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?”

    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,历数几次京师有警,只要一纸诏令,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,或者多方筹饷接济。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,过于咸丰八年,但应诏勤王的,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,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。至于催饷的上谕,视如无物,根本不理。抚今追昔,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,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。

    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,也还不是尊重朝廷,只是买荣禄的面子。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,且为荣禄所提拔,当然不能不听指挥,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。荣禄的岳父,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,是鹿传霖的老师,本为世交,及至荣禄为宝鋆、翁同龢所排挤,外放西安将军时,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,对侘傺无聊的荣禄,颇为礼遇,因而结成至交。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,一想起来,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。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,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。

    就这一念之转,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,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,平心静气地问道:“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对李鸿章,已经三次电旨催促,迅即来京。而李鸿章始终表示,只身赴难,无裨大局。

    如果要谈和,第一、要保护各国公使;第二、要自己剿捕拳匪。换句话说,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,做不到这两点,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。

    如果据实而陈,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,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。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,取得默契以后,方始答说:“用人之际,要请皇太后、皇上格外优容。奴才在想,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,催他上任,他也就无可推托了。”

    “莫非,”慈禧太后问说:“他是拿这个来要挟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