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宝二十五年,春三月,前财政副使沉义伦卒,享年七十九,依惯例,刘皇帝下诏废朝三日,赠康平侯。
今年的气候略显古怪,一直到五月了,方才有些转热的迹象,光照明显不足,对于人的感官体验而言,影响不大,甚至还有那么几分舒适,但对于农作物而言,影响便严重。
在得到钦天监及农科院的示警后,太子刘旸表示严重关切,亲自听取汇报。钦天监不需多说,这农科院自是刘皇帝搞出来的东西,成立至今已有十三年,专事研究农业技术与管理问题,指导农民耕作,防灾防害等。
农业是看天吃饭的,气候的变化,自然也是农科院重点关注的课题。在与两衙开了个碰头会后,刘旸亲自出巡,下乡查看洛阳周边庄稼生长情况。走了数百里地,足迹遍布十数县镇,得出的结果很不乐观。
由于气温明显低于往年,日照不足,大部分田地里的农作物长势都难称良好,这一季谷物减产歉收已然注定,若一直持续下去,甚至会影响夏种和秋收。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粮食减产,那粮价必然随着波动上扬,国计民生必然大受影响,乃至爆发饥荒。
年初上计之后,朝廷正式下令,税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,河东、河北、关内三道被做重点,两湖、两淮则成为下一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朝廷需要的一个稳定的政治、社会环境,稳定是第一位的,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。
这要是闹出一场饥荒灾害,影响是很估计的。于是,在回朝之后,刘旸便召集诸大臣,就气候异常、粮食减产进行会议,为可能出现的灾害做准备。
在这些事务上,朝廷是有丰富经验的,只在于做不做,以及如何做了。还是那句话,大汉这些年还是积累了些家底的,足够抵御绝大部分的风险,经得住任何风雨的考验,尤其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。
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,朝廷已然做好了从各地储粮调用调济的准备,同时加大了对南洋粮食的输入,广大的南洋,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啊……
而得知太子刘旸在此事前后表现,刘皇帝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在不久后下了一道诏令,自诏令下达即日起,除征伐、祭祀及三品以上官员任免之外诸事,悉由太子决之,不必再报刘皇帝。
这是刘皇帝再一次放权了,并且以明诏这样的形式,这还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。这道诏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,首先太子的地位再一次得到了巩固,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,对太子的威胁是巨大的,甚至可以一言而决其命运,夺其名分,但一个衰老迟暮的皇帝,其威慑力自然就大打折扣了。
当然,虎再老,那也是能吃人的,上上下下也没人敢去试老皇帝的牙是否依尖利。只是,刘皇帝虽然爱折腾,但到如今这个地步,却是不好再拿江山社稷的安危来做筹码了,何况,一直以来,对于太子刘旸,刘皇帝固然有些看不惯的地方,但大节上从来都是满意的……
总得来说,刘皇帝有些折腾不动了。而那道放权的明诏,算是给大汉臣民们的一个交待,以安人心。
但是,有几分效果,效果具体又体现在哪方面,就不是刘皇帝能控制的。
至少,很多人都不禁关注,老皇帝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,年初的摔伤休养得如何了?
关于刘皇帝的身体情况,自然是绝密,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,都不敢轻易透露。因为脑袋上时刻悬着一把刀,一人泄密,所有人皆诛,简单粗暴,残酷无情。
不过,很多事情,你越是隐藏,越是想不为人知,就越容易引发旁人的关注与猜测。纵然难以得到刘皇帝的具体状况,但阻止不了一些猜测。
因此,当然,宫廷内外出现一些关于刘皇帝身体的流言之时,最煎熬的就是那些伺候刘皇帝的人,生怕被以“泄密”为由杀头。
而那些流言啊,猜测啊,自然逃不脱刘皇帝的耳目,而得知这些情况的时候,刘皇帝心情之复杂,可想而知。
从那些揣测、怀疑中,刘皇帝看到了天下人对他的质疑,从那些看似忠心的关怀中,刘皇帝看到了一种别有用心。有人觉得他老了、病了,觉得他的日子不多了,没有过去那样敬畏了,甚至绝不排除有盼着他早点驾崩的人。
每每联想到这些,刘皇帝心头的勐虎就不禁怒吼咆孝,他想要发泄怒火与愤恨,但放眼四顾,宫廷内外,朝野上下,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。
总不能不问情由,不论是非,徒为发泄私欲,胡乱杀人吧,刘皇帝终究没昏聩到这个地步。老来的刘皇帝显然是有些精神疾病的,他得为自己四十年的雄猜刚戾买单,但在一些要害的事情,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清醒与理性。
一方面,刘皇帝想要保证自己的权威,证明自己依旧是那个强势镇压帝国的一代雄主,但很多表现,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。
居宫养病的时候,刘皇帝睡眠很差,经常做噩梦,往往从睡梦中惊醒,那低沉的嘶吼,经常惊得伺候的宫人瑟瑟发抖。
虽然从未同任何人讲过做了什么噩梦,但刘皇帝的状态,也确实让人担忧,以及心季。
或许是为了发泄,刘皇帝亲自办了一个桉子。秦州马监李益,家财万贯,僮仆数百,为富不仁,鱼肉百姓,又交结权贵,收买官吏,贪赃枉法,可谓地方一霸。
本州推官冯亢几度上表弹劾,但奏表都被李益收买邸吏隐匿,而李益为了报复,竟然雇人将冯亢妻女绑架羞辱……
这件事情,只是地方上一个贪暴之吏,欺官害民,事发之后,着按察审断即可。但刘皇帝却亲自干预,给那李益判了个车裂,同时,大加株连,深挖背景,在刘皇帝看来,一个小小的马监,哪来的能量如此为非作歹,横行一方,久而未发,必有人庇护。
于是,那些李益交结的那些地方官僚,有一个算一个,陆续被揪出来,并且逐渐扩大,秦州本地官员,超过一半处置,陇右道司也有不少人受此牵连,罢官问罪。
同时,刘皇帝又旧事重提,似这样的人,怎能让其猖獗如此之久,此前的吏治运动,怎么会容许如此一条漏网之鱼,于是过去在陇西侦办的有些官吏,也被办了个渎职之罪……
李益桉,除主犯李益下场比较凄惨,死法比较残酷,并没有杀太多人,但另外一桩事,牵扯就更广了。
一件听起来比较荒唐的事,陕州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,少小无赖,横行无状,自京师西游。过长安之后,盗官马,诈称晋王特使,奉旨巡边,一路西行,所过县镇,皆俯首听命,秦陇十余县官被勒令随行,招摇过境,至河西境内,被李飞雄裹挟随行的官吏卒众已达数百人。
过河之后,李飞雄又“突发”奇想,认为河西乃是形胜之地,据之可成王霸之业,于是带着人往凉州进发,打算夺取凉州以谋大事。
结果嘛,得知“天使”驾临的河西布政使王明亲自迎接,然而王明是什么人,一眼便瞧出了李飞雄的不对劲,一番简单的试探后,便证伪其身份,将其拿下,于是,一场“叛乱”便消弭于无形。
李飞雄之事情,很荒诞,很可笑,但暴露出来的东西很多,很严重。一个无赖,驱策数百人随行西北,所靠不过一句谎言,一份经不起查验的“密诏”。
这固然是中枢权威的体现,让地方官员不敢冒犯,但朝廷制定那么多完善详细的规则,在身份验证上也有多项措施,但在“假钦差”面前,全都不起作用,若不是机谨,还不知要造成多大的影响。
事实上,此事已经足够恶劣了,得悉情况的刘皇帝,自是大怒,再度干预桉件,都不需有司审理推鞠了,直接下达处置意见。
李飞雄一家,自然难逃厄运,全部被处以极刑,而那数百被李飞雄谎言裹挟西进的官吏卒,也悉数处死,关内、陇右、河西的高官们,也多受责罚,若不是王明发现问题,及时处置,只怕也免不了一顿责难。
虽然都是事出有因,但杀人,似乎还是成为老皇帝显示存在感的一种手段了,最直接有效,成本也最低……